来源:中国青年报 作者:李培根 时间:2014-09-16
“嗟乎!师道之不传也久矣!”今天,人们发出与韩愈同样的感叹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大了,教师心中功利成分多了,学校中师德失范的现象也比以前多了。学生不像从前那样尊敬老师了,社会上甚至有把教授污之为“叫兽”的。嗟乎!师道式微矣!
师道式微其实始于文革之前。从批俞平伯的《红楼梦研究》,到反右,到拔白旗等,当阶级斗争在教育中大行其道时,师道之地位可想而知。及至改革开放,拨乱反正,高考恢复了,大学照样办了,老师的地位也提高了,而师道却未能真正立起来。
今年教师节前夕,国家主席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一个讲话。他引用荀子的话“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傅;贵师而重傅,则法度存”来论述师道与兴国的关系。师道的回归与重建仍是中国社会今后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师道之首要当是师者的自尊与自觉。师者若自尊,当回归职业道德,恪守职业精神。把学生当成学习机器或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,敷衍于讲堂之上而钻营于功利之下,都不是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。至于极少数不讲诚信、利用教师职权从学生那里谋取某种利益甚至侵害学生者,则应该被剔除于教师队伍之外。
师者若自觉,当在为师的职业生涯中升华自己的人格。怀着对生命的敬畏、对生命意义的尊重而面对学生,而不能把学生只是当成实现自己职业生涯的工具,而应该把学生当成赖以生存的伙伴。著名哲人马丁•布伯言:“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,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。”正是在与学生的这种纯粹关系中,教师才能真正成为“人师”;正是在这种纯粹关系中,教师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由意志,那种不羁绊于权力和功利的自由意志。真正优秀的教师能够把“教”与“学”置于“让学生自由发展”的自觉中。这需要教师有一种情怀:在自己内心给自由留下广阔天地,让学生心灵给自由留下广阔天地。尽管多数教师很难达到那种境界,但至少应有一种氛围——那就是学校所提倡的并为广大教师所仰望的师道。
欲重建师道,教育要回归,要高扬人道主义。当我们反思“文革”师道尽失的原因时,不妨设想,那时候若学校中的人道主义教育是充分的,若学生头脑中的人道思想起主导作用,即使有领导人的号召,文化革命也不会来得那么惨烈。正是“文革”之前相当长时期内,学校中人道主义教育的缺失,加剧了“文革”的惨烈。当阶级斗争之道高扬时,在学生头脑中存在的那点人道便会躲藏起来。直到今天,学校中依然存在人道主义教育缺失的状况。人道不彰,师道则不扬!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。
欲重建师道,学生当回归尊师传统。中国本来是一个有悠久尊师传统的国家,但“文革”的教训却使我们充分认识到,悠久的传统在不当的教育下也会变得脆弱。尽管改革开放后被破坏的传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,但学校中的尊师却远未如旧。
几年前,一位学生在学校的BBS上发帖子谈到“……读了几年之后,赫然发现,导师确实更像老板……”抱怨与不满之情尽现。不讳言学校中确有个别教师全然“老板”做派,而漠视学生利益的情况,可更多的情况却是有些学生不能正确对待导师要求自己做的工作,希望老师分派的工作与自己的论文绝对相关。其实,学生也要明白没有完美的老师,老师也肯定是有缺点的人,但老师身上的缺点不能成为不尊重老师的理由,当然师德败坏者除外。
欲重建师道,政府要回归责任意识。今天学校中师道退化,政府有相当的责任。如某些教师身上存在的过分功利和职业精神缺失的现象,虽说教师要负主要责任,但客观上亦有政府的责任。政府规定的教师待遇太低,致使教师们不得不分心,琢磨如何多挣一点“工分”,多挣一点奖金。少数人靠觉悟,多数人靠政策,这大概是现实的道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政府缺少对教师的承认,制度设计上有偏差,也是一些教师过分追逐功利的原因。
另外,学校中的行政化也是师道退化的部分原因。行政化导致学校中官气太重,官气重则必然影响到对教师的尊重。也许有人认为,学校的行政化是政府对教育过度负责任的表现。其实不然,恰恰是政府过度权力的意识作怪。政府对教育的真正责任是构建和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,最重要的当是尊重教育规律,尽量减少行政干预,这样也有利于师道的重建。
欲重建师道,少数批评者及媒体要回归理性、回归社会良心。中国教育当然需要批评,但少数人以偏概全,故作惊世骇俗之语,则有损中国教师的整体形象。比如某大学若出一个骗子,马上有人说“XX大学豢养骗子”。教师这一群体中,好色甚至流氓成性者肯定有之,为何有人渲染院长们(也是教授)悉数不轨?
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,相当一部分为大学教师,他们具有批判精神,关心社会发展,关心国家进步,而且绝大多数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这一群体中确有部分人有异质思维,但整体上他们的存在对国家、对社会是有益的。不知从何时起,个别媒体把这一群体简称“公知”,极尽嘲讽、污名之能事。似乎公共知识分子都不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,“公知们一概主张以西方社会为蓝本”,照搬西方的制度。即使个别人有那样的观点,批那个人的观点就行了,为何让其他人都“陪绑”?在今天中国的转型时期,社会和媒体都需要理性的批判和批判的理性,这既是中国重建师道所需,更是社会良心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