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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一坚:飞豹横空叩天阙

来源:二局科学道德办公室   发表时间:2013-07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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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13年07月14日 来源:中国经济网—《经济日报》

    佘惠敏

 

    陈一坚,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。从事飞机设计工作40余年,曾参加歼教一、强五、运七、“飞豹”等10多个型号的设计和研制,是中国“飞豹”飞机的总设计师。他打破旧的设计规范,大胆采用新技术、新材料和新设备,使“飞豹”成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种歼击轰炸机。

 

    采访陈一坚的时候,这位耳聪目明的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思路敏捷、言语风趣,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已经83岁的老人家。回首一生往事,曾历经磨折却豁达开朗的陈一坚表示,“我从小想学飞机,长大了做的也是飞机。学而致用,我是从头到尾。这一生,我很幸福”。

 

    不平之气

 

    我第一次见到的飞机,就是日本战斗机。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?

 

    1930年,陈一坚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大家族中,父亲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,在福州大学任机械系教授。满室书香的家庭环境,自由开放的家庭教育,让陈一坚从小就热爱读书。8岁才上学的他,直接从四年级读起,这都是自由读书打下的基础。

 

    1942年,他随父亲所在学校撤到福建南平,就是在这里,少年陈一坚第一次见识到他后来为之毕生奋斗的飞机。“我第一次见到的飞机,就是日本战斗机。”陈一坚曾和大人们一起在山上墓穴中躲避轰炸,亲眼看见一个母亲怕孩子哭叫引来日机,选择捂住孩子嘴巴,最后生生把孩子闷死。“那一幕太惨了!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?”

 

    “千里南疆雾茫茫,故国土,自难忘。狂涛骇浪,几处设国防。狼烟四起曾相识,泪如倾,气填膺。”老年陈一坚回忆这段少年经历时,曾填下这首《江城子》的上半阙。

 

    这股不平之气影响了他的志愿。1948年,厦门解放,厦门大学开始招生,专业设置中有航空系,陈一坚报名参考,将志愿表中3个志愿全填上航空!“我就是认准了要学航空、造飞机——如果我们没有飞机,将来还会受人欺侮。”

 

    1951年,厦大与清华的航空系合并,陈一坚又从厦大转入清华园继续学习。这里名师济济,他听沈元讲理论空气动力学,从陆士嘉处学习空气动力学,去物理系听周培源讲理论力学课,跟马约翰学百米起跑姿势……。他贪婪地汲取着各种知识,几乎天天都在图书馆自习到夜里12点才回去睡觉。

 

    “我有幸能在清华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。”陈一坚说,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,他在1952年分配到哈尔滨122厂从事飞机设计工作后,短短几年间进步飞快,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。

 

    书生之道

 

    我是一介书生,书生没别的本领,就是会看书,会学习。

 

    “学习”和“创新”,是贯穿陈一坚整个工作生涯的两个关键词。

 

    初到122厂,设计科有苏联专家坐镇,原来只学过英语的他,愣是学会了看俄文图纸和资料。

 

    时值抗美援朝,损坏的飞机都送到122厂来修,在没有图纸的情形下,他从修理飞机入手,逐渐转入仿制飞机。“3年间,我们走过了修理和仿制两个阶段,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速度。”

 

    1956年底,他告别新婚的妻子王士珍,来到新组建的设在沈阳112厂的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,结识恩师徐舜寿,投入歼教1飞机设计。1958年歼教1实现首飞,从设计到首飞不足两年,陈一坚是当时的机身组设计员。“离开学校仅6年,就实现了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一梦想,我非常高兴。”

 

    参与了多种飞机的设计工作后,1964年,他随徐舜寿转战西北,来西安组建大型飞机设计所——603所。在轰5飞机改进、运7飞机仿制中,他一直在学习。甚至在运7项目被“文革”中断期间,他还不忘徐舜寿的嘱托,自学了疲劳力学和断裂力学,编写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。

 

    “‘文革’期间,我曾被分去养羊养猪。养猪我本来不会,自己看书,学配饲料,学给猪治病,把猪养得很肥。”谈起曾经的坎坷,陈一坚毫无怨尤。

 

    “文革”结束后,陈一坚担任歼轰7(中国飞豹)的总设计师时,还在50余岁时和所里的年轻人一起学会了计算机编程,推动了飞豹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。

 

    三起三落

 

    从1978年到1988年,他们用10年时间实现首飞,全部研制经费仅10亿元人民币,让美国评论员惊叹“不可理解,无法想象!”

 

    “飞豹”的研制曾经三起三落。

 

    它是我国第一款歼击轰炸机。“从国家和部队的角度,这个飞机是迫切需要的。当时世界上的军用飞机开始向大航程、高载弹量方向发展,我国还是一片空白。”对陈一坚来说,国家的需要就是他研发的动力。

 

    可是,这个1977年立项的项目,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、经费紧张的情况下,曾三度面临“下马”风险,是以陈一坚为代表的研制团队的不计得失、忘我工作,才一次次“保胎”成功。作为飞豹总设计师,陈一坚在1981年第一次面临项目“下马”,向上级汇报工作时,一向豁达的他也忍不住泪如雨下。痴迷于国防事业的603所全体设计人员,在国家一度停拨型号研制费长达一年的情况下,坚持飞豹研究,画出了一摞又一摞设计图,最终感动了上级决策部门,让飞豹命运出现转机。

 

    从1978年到1988年,他们用10年时间实现首飞,全部研制经费仅10亿元人民币,约合当时的1亿美元,让美国评论员惊叹“不可理解,无法想象!”这些,都是他们通过在猪圈上建成强度实验室,在席棚里做实验……一点点省出来的。

 

    10年首飞后,是长达10年的试飞。他们听取飞行员们的意见,根据试飞中的各种参数,一样样进行调整改进。1998年8月,国家有关部委批准“飞豹”飞机设计定型。次年,“飞豹”荣获199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

 

    1998年的珠海航展上,飞豹搏击长空,成为航展最大的亮点。作战半径大、攻击威力强、低空特性好的飞豹,不仅填补了我国歼击轰炸机机种的空白,使我国的飞机设计从过去的测绘仿制真正走上了自行研制的道路,还表明了中国军队的作战理念已经有了飞跃式进步。

 

    也就是在新机通过定型审查之后,终感此生不虚的陈一坚写下了前述那首《江城子》,下半阙正是他为飞豹付出心血的写照:“冬去春来十余载,图万卷,鬓如霜。苦辣酸甜,徒手卷平川。晚昏犹萌顽童志,报华夏,慰我祖。”

 

    雏鸟长成

 

    飞机研制是团队工作,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团队。

 

    在603所基础上成立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,近10年研制出新飞豹、空警2000、运20等一个又一个搏击长空的新机型,这些“新”雄鹰的长成,离不开“飞豹”这头“老”雄鹰奠定的基础和经验。

 

    为了追赶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,“飞豹”在研制过程中曾冒险打破不少老规范。

 

    飞豹改变了我国飞机设计的“宪法”。我国飞机设计曾长期沿用前苏联规范,陈一坚在飞豹研制之初大胆决策,选用国际上更先进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——美国规范。“如果不冒这个风险,就会永远‘穿新鞋,走老路’,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,得不到一个先进的飞机,技术上也不能获得大的进步,这是对国家、人民的不负责任。”

 

    飞豹开创了我国军用飞机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先河。前苏联规范采用解析方程,精度较差但运算量小,用计算尺即可完成工作。美国规范采用运动微分方程,运算量大,必须使用计算机。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,计算机还是新鲜事物,还在使用纸带打孔这种原始的输入数据方式。陈一坚团队与西安地区140多位教授和科技人员联手,用5年时间研制成当时集成度最高的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的软件系统,被评为1986年国家科技10大成就之首。

 

    飞豹还改变了我国军用飞机设计的规范。在应力分析方法上,陈一坚提出了全面开发应用有限元法代替传统的工程梁法,实现了从局部求解到全机求解的重大飞跃。在全机静力试验中,陈一坚提出了达到67%设计载荷即可首飞的决断性意见,这是对以往达到100%设计载荷方能首飞的传统做法的重大突破,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。

 

    现在,我国的军用飞机设计都已采用新规范,都用计算机辅助设计,都能全机求解,都是达到67%设计载荷即可首飞……

 

    已经退出一线飞机设计工作的陈一坚,依旧关注着他带出来的这个团队。团队中,许多当年的幼苗如今已长成骨干栋梁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,各种新型号飞机的研制工具更先进、技术更成熟、设计周期更短,再也不用遭遇当年飞豹那样的坎坷,而“航空报国、强军富民”的宗旨和“报国、拼搏、求实、创新、团队”的“飞豹精神”则在一飞院更年轻的研究群体中扎下根来,代代相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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