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自:人民画报 记者:李舒亚
对于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、“中国预警机之父”王小谟而言,雷达探测和科研工作完全是相通的―“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”。
75岁的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、“中国预警机之父”、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王小谟展示他主持研制的某型预警机模型。 摄影 段崴/人民画报
1987年,在北戴河,王小谟(左)作为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。
2013年1月,王小谟从预警机试验平台前经过。 摄影 陈建/人民画报
2009年,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上,王小谟主持研制的预警机“空警2000”,背负雷达大圆盘,作为领队机,引领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。 摄影 万全/人民画报
熟悉王小谟的人都知道,他有个绰号叫“魔鬼”。“魔”是“谟”的谐音,“鬼”则是因为他“鬼点子”特别多。不过,这位“魔鬼”非但不可怕,还特别爱笑。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过程中,他时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,时而笑得直拍大腿。即便讲述那些生命里最苦的日子,他也能找到“好玩”的角度,以哈哈大笑结尾。
他真正最令人称奇之处,还是在专业上辉煌的成就。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、第一部中低空雷达和第一架有雷达功能的飞机即“预警机”,是他的三个代表作,同时也是中国电子及国防工业的三座里程碑。王小谟因此被视作中国雷达工程界泰斗,被誉为“中国预警机之父”。
不少与王小谟共事过的人说,他不仅是工程师、科学家,更是战略家。很多次,他超前、大胆的决策,事后总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。而王小谟自己则说:“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不顺利的事,最难的时候,连跳江的心都有。”
搞雷达的京剧团长
“你搞三坐标雷达吧。”1961年,王小谟大学毕业,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、南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报到,雷达研究室主任扔给他一句话和一摞砖头厚的纸稿,两年再没管他。那摞纸是苏联专家撤走前留下的研究方案,也是14所关于三坐标雷达的全部资料。
雷达是二战中的骄子,用于监视和跟踪空中飞行器,曾经是一国电子工业水平的标志。早期雷达,像巨大的手电,通过监测无线电波遇到目标后的反射波,来获取目标的两个坐标——方位和距离,但无法探测目标的高度。
王小谟入职时,能探测高度的三坐标雷达在国际上刚起步。23岁的小伙子,凭一句话、一摞纸、一个人,能研究世界最前沿的课题吗?王小谟初生牛犊不怕虎,说干就干。他自嘲说:“我从小受的是‘散养’教育,自理能力强。”
王小谟在上海出生,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父亲携全家移居北京,准备投奔应邀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。冯将军在途中意外葬身轮船火海后,父亲只好带全家租住在一个大杂院里。父母忙于生计,无暇顾及王小谟和姐姐。“放了学就是自己的天地”,王小谟和很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“爱玩儿”、“淘”。他曾和伙伴们在路中间放上砖头,躲到一旁等着骑快车的人被绊个跟头,然后笑得前仰后合。
王小谟学习不算刻苦,但每每临考前抱佛脚,总能拿到个还不错的成绩。受大杂院里的邻居们影响,他爱上了当时的“流行音乐”——京剧,高中时成了学校京剧团的主力伴奏,拉得一手好二胡。
他羡慕别人有当时的时髦玩意儿无线电收音机,家里买不起,就决定自己动手组装一个。当莺啼婉转的梅兰芳唱段成功从收音机里传出,他兴奋得一宿没睡,对神秘的无线电波顿时好感倍增。
高考时,北方昆曲院来招人,作为学校京剧团骨干,王小谟点个头就能去,但父母反对;北京工业学院(今北京理工大学)也相中了他,愿意保送他到无线电系;他自己最心仪的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,但能否考上却没把握。最后,他选择了北工。“如果不是无线电系,我可能就去北昆了。”王小谟回忆道。那时,无线电专业风光无限,就像后来的计算机、互联网。
上了大学,王小谟的成绩仍不拔尖。他喜欢弄清各种理论的原理,却对记住无数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无比头疼。不过,到了高年级,一旦进入无线电专业课,王小谟顿感如鱼得水,很快名列前茅。他设计的“雷达八木天线”被评为优秀毕业设计。
学习之余,他还不忘“旧业”,担任了学校京剧团团长。多年后,他认为,自己后来当总设计师也有这段经历的功劳:“搞工程和唱戏一样,项目里有乐队、灯光、导演、演员,要把几百人团结起来,演好一台戏,不容易。”
1961年,王小谟大学毕业,分配到14所工作。前辈们有更迫在眉捷的活要干,于是,国际前沿难题“三坐标雷达”落在了这个年轻新人的头上。
王小谟想起了大学数学教授对他们说的一句话,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:“按照你们现在的智力,什么都能干,不要害怕!”
山沟里的惊世之作
王小谟“啃”完了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,再想搜集更多三坐标雷达的资料,只能到各种英文的国际学术书刊里找。学了多年俄语,面对英文,他惊觉自己竟成了“文盲”。
一边自学英语,一边查资料,两年后,王小谟已经可以通读英语文章,并大量地吸收了世界各国关于三坐标雷达的研究成果。考虑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,他冥思苦想出一个极为简化易行的设计方案,获国家批准。又过了两年,王小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看到,有英国学者独立提出了和他完全一样的理论方案。这时,王小谟的设计图纸已经完成,进入样机加工阶段。
可惜,不久后“文革”爆发,王小谟成了靠边站的“牛鬼蛇神”。他设计的三坐标雷达后来虽然交由他人完成样机,但始终未能实现工业生产,最后不了了之。而英国的三坐标雷达却于不久后畅销于世界各地,中国也曾考虑购买。
“我们气得很,想要另外搞一个更好的。”1969年,响应国家号召,支援“三线”建设,王小谟前往14所在贵州都匀地区对口筹建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38所,同去的还有很多“靠边站”的技术骨干,他们决定选用另一个更难、更复杂、性能更优的方案,做出世界最先进的三坐标雷达,由王小谟出任总设计师。
在离都匀城区十五六公里外的荒郊野岭,有一块杳无人烟、四面环山的平地,38所就修建于此。职工住在“干打垒”毛坯平房或“羊毛毡”工棚。所里每周派车沿坑坑洼洼的土路采购回几车菜,给每人分一点。大家放很多辣椒、很多盐,拌着饭吃。他们自己养鸡种地,自制蜂窝煤,自垒节能灶,自办医院、学校,周末不时翻越两座大山去“赶集”。这时,王小谟成了家,他常设法为全家改善生活,比如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扛回一整头猪“板肉”,让全家吃上一年半载。他甚至自己组装了一台“利用军用雷达技术制造”的电视机。
山沟里的生活虽然艰苦,但在王小谟看来也有好处,什么都没有,“天天以干活为乐”。他带领几百人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七年后,三坐标雷达终于成形。苦于山沟里看不见飞机,他带着团队从贵阳到南宁、武汉、长沙等地四处找飞机测试雷达性能。最后,他们来到北京,王小谟原本信心满满,却被告知“指标不合格”。他只觉脑袋里“轰”的一声。这个雷达是38所数百人奋斗了七年的第一个产品,如果失败,不只关系到他个人,更关乎整个38所的存亡。
王小谟心急如焚,回到山沟,组织团队为雷达“会诊”。他们挑出了12条毛病,逐一解决。再到武汉试飞,指标还是时好时坏。这时,整个团队好像找不到排气孔的高压舱,王小谟看谁一眼,谁就忙着千方百计证明“不是我,不是我”。找不到问题所在,王小谟觉得“跳长江的心都有了”。就在最绝望时,一个偶然机会,他终于发现毛病出在12路接收机之间存在相互干扰。问题一经解决,指标“好得不得了”。“科研往往是这样,不知道时想破头,一旦想通,简单得不值一提。”王小谟说。
1982年,这部雷达正式通过国家鉴定。这意味中国拥有了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,实现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的跨越,使中国跻身雷达技术世界先进国家之列。1985年,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王小谟排名第一。1987年,作为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,王小谟在北戴河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。这时,他已经把目光瞄准了下一个目标。
“胆大”缘于“艺高”
小时候,为贴补家用,王小谟砸过钉子,糊过纸盒,还卖过冰棍。但他万万没想到,有一天,能用一页纸赚来5000万元人民币。
1986年,王小谟被任命为38所所长。他要考虑的不再只是研制更先进的雷达,而是全所更长远的发展。此时,改革春风吹满地,支援“三线”建设的号召已然过时。38所不少技术骨干“孔雀东南飞”,大学毕业生又不愿到偏远山区工作。把研究所搬出大山,移到大城市,成为王小谟顺理成章的构想。他第一个这么想,也第一个这么干了。1988年,38所拿到国务院三线办批准科研院所外迁的“一号文件”,迁往安徽合肥。后来,效仿者众。
然而,搬迁谈何容易,光职工及家属就有近2000人,还要设法创造好的科研条件。钱从哪里来?国家财政拨款2000万元,王小谟又自己“找”来5000万元,靠的是他的第二个代表作——中低空兼顾雷达。
早期雷达存在低空盲区。1987年5月,19岁的西德青年马蒂亚斯·鲁斯特驾驶一架“塞斯纳—172”型民用飞机低空飞行,穿越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苏联地面雷达防空网,成功着陆红场,震惊世界。低空防御迅速成为全球焦点。
不久后,在一次国际航展上,王小谟自制了一页纸“广告”——中低空兼顾雷达。当时,大家都在讨论低空雷达,王小谟独创的“卖点”中低空兼顾很快吸引到买家,有国家提出愿以5000万元购买。
王小谟兴高采烈带着订单回国。他早就想研究低空雷达,却苦于资金不足。其实,在与外国客户签约时,别说样机,38所连中低空雷达的设计方案都没有,王小谟拥有的,除了一页广告,就是确信38所能行的信心。
一年后,在王小谟带领下,中国首座中低空雷达研制成功,如期交付外方客户。对方拿着它与美俄等国联合演习,取得综合性能第二、电子对抗性能第一的成绩。这个“出口转内销”的项目,为王小谟再次赢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
升任所长后,王小谟不断表现出企业家般的大胆和果敢。在挣到足够的“搬家费”后,为解决人才紧缺问题,他又阔绰地花40万元从中国科技大学“买”来7名研究生,由38所出资定向培养。
陆军就是这7名学生之一,研究生毕业不久就被王小谟委以重任,担纲一个重要雷达项目的总设计师,后来更由王小谟拍板,年仅38岁就成为中国首型预警机总设计师。这样年纪轻轻就被王小谟重用的人才还有一二十位,他们无一例外地出色完成了任务,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。王小谟不断大胆启用年轻人,却从未失手。
王小谟怎么这么“神”?“有句老话叫‘艺高人胆大’。”他笑眯眯地吐露秘诀。那些在别人看来“冒险”的事,他自己却觉得十拿九稳。当年卖出中低空雷达时虽然只有一个构想,但实际已有世界先进的三坐标雷达为基础,接收机、发射机、处理器都很成熟,再设计个天线就行了,“搭积木而已,一点没有问题”。至于重用年轻人,王小谟认为,信任是最好的鼓励,压力助推人才进步。“当年,很明显,陆军拿出的方案非常好。内行跟内行说话,一说就清楚。他是明白人,让他做,肯定不会错。即便万一出了纰漏,还有我呢。”王小谟说这话时的表情让人想起了破案时一语道破悬机的神探。
拿什么让人相信你?
1982年,以色列同叙利亚空战两天,以色列击落对方82架军机却无一架损毁。这场完胜相当程度得益于他们有空中预警机的调度。20世纪90年代,在海湾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中,预警机进一步展现出得天独厚的空中监视和跟踪能力,使少数拥有它的国家在战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。
中国也迫切希望能尽快装备预警机。所谓预警机,其实就是将雷达系统搬到了飞机上。因为雷达和人的眼睛一样,站得越高,看得越远,所以,雷达往往架在高山顶上。如果还想看得更远呢?就只能把雷达搬到飞机上,这就是“预警机”。
早在20世纪70年代,中国就曾探索研制预警机“空警一号”。但是,把雷达搬到天空,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雷达从地面向空中看,唯一能反射电磁波的目标就是飞机;而从空中向下看,汽车、火车、轮船、钢筋……到处是反射波,飞机究竟在哪里?由于关键核心技术未解决,预警机项目终被搁置。
转眼20余年过去,中国能造预警机了吗?王小谟的答案很肯定:能!他认为,中国的基础雷达已可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肩,同时雷达上天最关键的滤波技术也已突破。所以,此时最大的难题是:如何让别人相信你能?
说服,是除技术难题外,王小谟多年担任总设计师常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。巨大的经费支撑,动辄几百人的团队,怎么让大家认同你,统一思想?出现意见分歧时如何调和矛盾?王小谟的策略是,换位思考,设法帮对方解决他眼中的疑难;同时勇担责任,“有问题算我的,有功劳算你的。”这种思路不仅解决了很多矛盾,还为王小谟赢得了好人缘和高威信。
为了争取自主研发预警机,王小谟一边不厌其烦地到处解释,争取让更多人相信“中国人不比别人笨,我们能行”;一边在职权范围内竭力推进相关技术的研发,因为“你真做出来,别人自然就信了”。
后来,中国与外方签订合约,决定共同开发发展型预警机,王小谟出任中方总设计师。然而,2000年,外方单方面终止合作。王小谟再次进言“立足自主、研制国产预警机”,得到国家大力支持。
在西北茫茫戈壁的试飞现场,夏天像“蒸桑拿”,冬天像“进冰柜”。但为早日造出被称作“争气机”的国产预警机,年过六旬的王小谟常带头加班至凌晨,周末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。仅用一年,第一架国产预警机的地面样机完成。又过一年,样机上天试飞。至此,预警机项目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,王小谟决定把总设计师的担子移交给年轻人,自己担任总顾问,把更多精力转向考虑预警机未来更长远的发展。
2009年,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上,背负着雷达大圆盘的预警机“空警2000”作为领队机,引领庞大机群,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。观礼台上,头发花白的王小谟流泪了。“那是我们做的,我们做的!”他激动指向天空对周边的人喊道。
“中国的空警2000,比美国的E-3C整整领先一代!”美国政府的智囊团“詹姆斯敦基金会”发表评论称。总设计师陆军则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:“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,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。它定位的精确度不亚于射击比赛中每发正中靶心的程度。”
2010年,中国首型预警机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,王小谟排名第一。而此时,王小谟又有了更高的追求:“如今的预警机不但要‘看见’目标,更要成为空中战斗指挥枢纽,自身还要进行干扰与反干扰的电子战。我们未来的目标是真正的、不戴任何帽子的世界领先,引领国际潮流!”
尾声
2006年,就在“空警2000”攻关的紧要关头,王小谟在往返试飞基地的途中遭遇车祸,腿骨严重骨折。随后,又查出患了淋巴癌。这让不少人忧心忡忡。王小谟亲自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曹晨闻讯匆匆赶到医院探望,却听到从王小谟的病房里传出了悠扬的京胡声。
“我这辈子遇过很多不顺利的事,但我能找到自我调节的机会,从中看到好的一面,很快就能过去。”王小谟追忆起曾经历过的那些最苦的日子——“大跃进”时期他在上大学,学校组织大家到工厂做工,每天要铳几千个零件,累到撒尿的功夫就能睡上一觉;工作后,他曾到溧阳农村搞了半年“四清”,那里的人穷到没有衣服穿。他到稻田里插秧,常累得直不起腰,脸上被蚊虫咬得满脸包,腿上动不动就吸着好几个蚂蝗。“很好的是,因为这些经历,所以我对生活没有太高要求,对现在的生活简直满足得不得了。不像现在的小孩都在蜜罐里长大,这也是个问题。”
查出患恶性肿瘤后,王小谟难过了几天。但笑容很快又回到了他的脸上,他觉得,自己想做的事都做成了,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,值了。他一边积极配合化疗,一边坚持工作。医生叮嘱不要吃辣,但他仍然带着全家去吃钟爱的麻辣火锅。
幸运的是,由于发现早,王小谟的癌症已于几年前治愈。现在,他仍然每天上班,得空就去游泳和爬山。除了腿骨里加的钢板使他走起路来不那么灵便外,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。一张口,播音员似的哄亮嗓音,常让人定定神才能把这声音跟眼前这位白发稀疏的75岁老人融合在一起。
大家总说“魔鬼”王小谟点子多,他自己则说,很多点子都源于多看、多学,博闻强识才能触类旁通。他喜欢学习新东西,从组装第一个收音机,到工作后自学计算机、互联网、通信等新科技。他常说,工程师的思维是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每次出现新技术,他往往要潜心研究好几年,直到能用一两句话把新技术的核心要害讲清楚,然后再设法将其运用到预警机的研制中。
他喜欢上网。他说,网络让他更快捷地看到国际最新学术成果,也让他淘到不少“宝贝”。“你猜我这件衣服多少钱?”王小谟指着身上的灰色外套“考”记者,那是他自己在淘宝网上买的。
对于荣获“国家最高科技奖”这件事,王小谟说,这是雷达行业的骄傲,让人们重新关注这个看似风光不再、实则潜力很大的领域;同时也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自豪,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一直默默奉献的军工团队,说明国家没有忘记大家……说来说去,唯独不说自己。
在记者的追问下,他腼腆地笑着说:“我自己得不得都一样。谦受益,满招损,什么事儿别过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