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光明日报（第12版：专题） 时间：2012-10-21

    林俊德同志的妻子　黄建琴：

    我和老林既是夫妻，又是同事，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。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，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。

    我是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基地的，那时我国正准备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，千军万马会战在戈壁滩上。当年我们一起去的有40多个女同志，住在5顶帐篷里，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把它取名叫木兰村。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，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。

    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，但不是他进场，就是我出差，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，加起来还不到一天。这在我们试验场区是很平常的事，不仅因为忙，更重要的是因为试验任务的特殊性。我们那代人为了事业，什么都愿意付出。当年为了保密，有一条规定：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记得我的一位领导，他们夫妻俩同时接到任务，不约而同地向对方隐瞒了实情，半年后，他俩在试验场区的一棵老榆树下等车时不期而遇了，这才知道都在试验场执行任务。后来大家就把这棵老榆树称为“夫妻树”，这棵“夫妻树”见证了我们那代人的爱情，更见证了我们对事业的忠贞。

    婚后我对老林逐渐加深了了解，在他心中，事业大于天，责任重于山。他一年到头始终都在拼命工作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试验场，经常工作到深夜，家几乎成了他的旅店，就连过春节也照常加班。

    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科研试验。有一次，女儿曾经拿回家一个太空杯，老林听说耐热、抗摔，就趁女儿不在家，用刀把杯子破了个口，说是要研究研究，后来干脆把杯子锯成了两半。还有一次，电视播报的科教节目正好和他研究的项目有关，这时，小孙子要看动画片，两人就争遥控器，搞得小孙子哭着向我来告状。

    记得女儿快出生时，老林正忙于试验任务，加之当时基地物资供应欠缺，我和我们那一代许多女同志一样，怀孕后都是回老家生孩子。由于我产后高烧，孩子生下后都是大嫂帮着照管。女儿满月时，老林才来接我，考虑到当时我的工作也很忙，加上戈壁滩生活条件艰苦，实在没办法抚养，他悄悄地和我商量：“咱俩都忙，没时间照顾孩子，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。”当时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大嫂有6个孩子，最小的才4岁，生活过得也很艰难。当我含着眼泪说出想法时，大嫂为难地说：“不是我不愿意带，是孩子太多，实在怕照顾不过来。”我们狠了狠心，对大嫂说：“孩子养不活，我们不怨你。”大嫂这才将我女儿接到怀里。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，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。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才接到身边。

    老林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。一次他对女儿说：“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爸爸妈妈没有养育的经验，你就当是我们的试验品吧。”老林是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，可说这话时，我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。大家都说，我们这一代创业者真是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。

    两年前，我发现他一下子瘦了很多，一到半夜就胃疼，多次劝他去医院查一查，可他总是说现在工作忙。今年3月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，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。老林知道自己的病情后，一再叮嘱我：“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担待吧，不要把病情告诉别人，别给大家添麻烦。”基地领导专门赶来看他，老林一脸歉意地说：“基地工作这么忙，你们一来大家都跟着来，浪费时间。”

    在生命的最后两天，老林说话越来越吃力，有时含含糊糊，断断续续，只有我能听得懂。那时，他念叨最多的还是工作，还想给我们家人说些心里话。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栏家人留言，本来是想给疼爱的孙子、外孙写几句话的，可最终也没能写成。弥留之际，他给我留下三句话：“后事一切从简，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，把我埋在马兰。”还对儿子、女儿说：“你们要照顾好妈妈。”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

    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，最幸福的时刻，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，我们有缘相识；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，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，我们深感能够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豪。老林住院期间经常说：“我75岁了，这辈子干了核试验这件事，我很满意。”这是老林的心里话，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心声。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，我们觉得很光荣；陪伴老林一辈子，我觉得很幸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