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介绍：

　卢耀如，1931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。工程地质、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，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。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，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地质学院。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，同济大学教授。

　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，参与实践及指导了一系列水利水电、铁道、矿山及城镇工程的勘测研究。由于在岩溶（喀斯特）研究方面成就卓越，被国内外学者称为“喀斯特卢”。199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、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。1999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。

　若不是因为高考前大病一场，卢耀如可能就跟他的福建老乡陈景润一样，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了。然而人生的选择，往往会遇到不可预期的“意外”。

　“层岭攀越千峰过，隐穴惊看异洞春。”多年后，卢耀如成为了著名的岩溶地质学家，他写下的这句诗，是这位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皇冠体育,皇冠体育app一生科研实践的真实写照。

　在工程科学领域叱咤风云，也许不能像数学家那样单纯享受“思维的乐趣”。然而，卢耀如却更加体会到追求和坚持科学真理的意义。因为，他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。

　最初的志向

　故事还要从他的青少年时代讲起。

　1947年1月，卢耀如考入英杰辈出的福州私立鹤龄英华中学读高中。其间，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、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沈元教授，因母病返榕，北平解放时未能返回清华，就在这所高中短暂任教。住在教员宿舍的沈元，经常去找同学们聊天，启发他们。沈元因卢耀如数理化好，不止一次对他说：“数论是科学世界的一顶皇冠，而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耀眼的明珠。你敢不敢去摘取这颗明珠？”数理功课一直非常优异的卢耀如毫不犹豫，应答道：“敢！”

　由于念的是春季班，卢耀如在1950年1月高中毕业时，必须等半年时间才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。当时全国刚刚解放，急需人才投入到各项社会工作中。高中时期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、追求革命进步的卢耀如，经人介绍到福州市南台学联工作，打算待大学招生开始后再投考。

　半年时间转眼而过，卢耀如向组织提出报考大学的意愿时，被认为是要脱离革命，批判他“个人主义”。介绍他去学联工作的一位同志替卢耀如说话，说卢耀如的功课很好，让他去学习也是为国家作贡献。几经周折，卢耀如的报考申请才得以批准。

　7月份的福州酷暑难耐，卢耀如加紧复习已丢下半年的功课，每天熬夜到凌晨。由于生活困难，饿了也只能白饭就着咸菜充饥。不曾想，他在劳累中大病一场。

　“发现痰里面有血丝，我以为得了肺病。”卢耀如当即联想到，半年前曾跟自己在一起的堂弟得了肺病大吐血。眼看就要考试，一下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。

　卢耀如没有去看病，决定先支撑着身体完成考试，他浮肿着脸走进了考场。

　“考完我就觉得不很理想。”卢耀如说，最终的成绩印证了他的感觉。报上发榜时，他得到“成绩尚可，但所填系科无法安插，需另填志愿”的通知。就这样，他与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失之交臂。

　走入水文地质工程

　再三思量，卢耀如决定先入清华园再作打算，于是在志愿表上填了“清华大学地质系”。

　“我觉得地质系也不错，但还是想进去后再转系的。”卢耀如回忆，考试失利并没有让他彻底放弃从事数理科学研究的愿望。入校后，他首先修习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，又跟物理系的同学一起上课，认为这样才不至于掉队。

　事实上，当时有一些地质系的同学不甘心学这个专业，做准备转系。一天，地质系主任找卢耀如谈话，告诉他国家需要搞地质的，让他带头放弃转系。

　卢耀如只好安下心来，一头扎进地质学。不久之后，他在杂志上了解到地质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——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。恰巧，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陈梁生是卢耀如的同乡。他告诉卢耀如，地质研究对水利工程非常重要，希望卢耀如往这个新方向发展。卢耀如回想起，高中时有位海外校友来学校作报告，提起美国在田纳西河搞水利工程，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，简称TVA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缩写）。孙中山先生则曾经构想过修建中国的三峡，后来称之为“YVA”，也就是在扬子江三峡修建大坝。这自然离不开地质工作。

　于是卢耀如为自己选择了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专业方向，“为了水利学地质”。

　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，毛泽东主席发出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，淮河掀起水利建设高潮。1952年，卢耀如与其他同学一行四人，奔赴淮河实习。拿着地质工作“三大宝”——罗盘、铁锤、放大镜，带上一张地形图，卢耀如开始了野外调查。

　两个月的实习调查完成后，卢耀如第一次懂得了工程地质工作的内涵，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。根据实习完成的调查报告《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》，后来一直保存在中国地质资料馆内。

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，卢耀如随清华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，成为新成立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第一届毕业生。因国家建设需要，卢耀如和他的同学们于1953年提前毕业。

　在野外的“喀斯特卢”

　大学毕业后，卢耀如被分配到地质部下属的一个工程地质室工作。当年11月，又安排他进入地质部东北工程地质队，奔赴冰天雪地的吉林浑江进行野外勘察。

　1954年，地质部迎来了一批苏联专家，领导安排卢耀如跟随苏联工程地质专家学习。

　“住着高档宾馆，到处参加宴会，出入都由汽车代步。”没过多久，卢耀如就感到，他对这种看上去“很风光”的学习很不适应，“这样浮在上面学不到什么东西，应当去野外实干锻炼”。

　于是他主动提出，自己还是去野外调查，负责勘探并写出报告，再请苏联专家帮他指导修改。

　当时，新安江正准备修建一个装机容量40万千瓦的水电站，由地质部负责勘探。卢耀如带着几位同事沿上下游踏勘填图，回答亟须解决的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新安江库区是否存在寒武纪碳酸盐岩的喀斯特渗漏问题；第二，从水文工程地质条件角度对一级开发和梯级开发进行比较，给出最优方案。

　经过几个月脚踏实地的调研，卢耀如给出了圆满的回答：新安江库区不存在喀斯特渗漏的大问题；一级高坝开发比梯级开发更有利。他的建议，经受住了工程实践的检验。

　完成新安江的工作，卢耀如再次赶往淮河，先后负责白龟山水库、郏县水库的勘测任务。经历几次实践磨炼，他积累了丰富的水文地质工程勘察经验。

　1956年，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注、号召下，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掀起高潮。地质部随即组织一大批专家技术人员前往三峡勘探，在最初的名单中，已小有成就的卢耀如是其中一位。

　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，领导突然通知他先不要去三峡了。原来，1954年建成的官厅水库，蓄水后不久便发生坝基渗漏，塌陷已达粘土心墙，发展下去将危及整个坝体。官厅作为当时新中国第一大水库，位于北京市上游，一旦大坝发生重大险情，20亿立方米的库水会对北京、天津造成威胁。

　险情处理刻不容缓。地质部党组研究决定，让卢耀如负责查明渗漏、塌陷原因，为工程处理提供可靠依据。

　卢耀如深知责任重大，汛期来临前必须解决问题。他与专项研究队的同事们一起日夜奋战，短短15天内调集到15部钻机，调查工作紧锣密鼓。为了查明粘土心墙渗水情况，必须进行打孔取样，打孔方位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卢耀如经过充分研究，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后，立下了军令状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　很快，卢耀如得出调查结论，找出了发生渗漏的三个主要通道，及诱发坝基塌陷的机理，给出处理方案建议。刚刚走出校门3年的卢耀如，得到了众多地质学前辈的支持，临危受命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。在喀斯特研究领域，他再一次交出满意答卷。

　官厅水库的研究处理工作，为卢耀如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。1957年3月，卢耀如前往三峡，翻山越岭跑剖面，调查洞穴，观测水文地质动态，分析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探成果。渐渐地“心里有了底”，正式负责起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与研究工作。

　工程研究中，专家间难免有不同意见和看法，常常也有争论。前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，与卢耀如打过很多次交道，赞扬他在官厅的工作。然而在三峡喀斯特水文地质特征方面，两人有很多不同认识。

　“索科洛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，在石灰岩方面作过很多理论研究。但苏联在石灰岩地区建坝较少，他的工程经验还是不多。”卢耀如谈起他们的学术争论，“我很尊重他，但我认为不正确的看法，我一定会说出来。”

　对此，当时有相关部门在内部文件上，“不点名”地批评卢耀如“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”。“那个时候这种说法很危险，弄不好就有可能被打成‘右派’。”卢耀如说。

　为了阐明自己的道理，卢耀如拿出扎实的勘探资料和研究数据，继续与索科洛夫讨论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索科洛夫被说服了。

　后来，索科洛夫在一次欢送宴会上跟大家说：“以后工程上的问题，可以找喀斯特卢，他在这方面懂得比我多，不必请我。”

　这番话，在卢耀如看来是赞许，也是鞭策和鼓励。“喀斯特卢”的称谓，就这样渐渐流传开了。丰富的野外经验、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，让年轻的卢耀如成为了中国喀斯特研究领域的青年骨干。

　围绕岩溶展开的一系列科学研究、工程研究，成为他此后几十年科研工作的重点。在岩溶发育机理、岩溶水动力条件、岩溶作用过程、岩溶类型划分、岩溶工程地质条件、地质灾害、地质—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，他都做出了探索性研究。

　工程研究更要讲真话

　在卢耀如的学术理念里，地质科学研究一定要与工程建设紧密结合。然而，为工程建设服务的地质工作，坚持科学真理有时难免会与工程利益相抵牾。

　“因为讲真话，吃了不少苦头。”卢耀如说他为了坚持自己真实的科学意见，工作中难免会遭到冷嘲热讽，甚至引来恶意。

　上世纪80年代，卢耀如参与讨论黄河上一个水库地质勘探工作，据他调查研究发现，该水库右岸存在岩溶渗漏问题。然而，为了让工程赶紧批准上马，设计施工方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，也不再邀请他参与相关工作的讨论研究。

　后来的完工蓄水过程，证实卢耀如的判断是正确的，然而工程已造成不小的损失。

　面对这种情况，卢耀如认为在学术上一定要秉持客观原则，“别人不同意，主要是因为对问题本身缺乏认识。因此更有义务讲清楚，采取措施，而不能回避”。如果是重大问题，他选择向上级忠实反映情况。

　上世纪80年代初，卢耀如认识到三峡工程库区面临重要的地质环境问题，提出在三峡库区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；1993年，他在一份写给上级主管部门的建议书中，又强调三峡工程的关键问题在于库区移民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；1997年三峡长江主航道截流时，他再次上书，强调上游石山地区的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，是三峡工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。

　近年来，因长江上下游多次发生地质灾害，很多人开始反思三峡工程。卢耀如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：“现在应该冷静一点，不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。而是应该做出全面仔细的利弊分析，从而进一步采取正确措施。”

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卢耀如更加重视地质生态环境的研究。在他看来，工程建设中日益关注环境问题是件好事，但往往缺乏具体的科学分析。

　“工程科学最需要慎重。”卢耀如提醒道，“现在有种错误的认识，说哪有不出事故的工程。这种赌博心理非常危险。”在他看来，对任何一项工程，都要做出科学的利弊分析，进行近期和远期的影响评价。

　卢耀如坦陈，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也留有遗憾。“对于有些重要工程对地质条件预测研究做得不够，而是灾害发生后才予以重视，未能尽早更有力地提出建议让工程上予以改正接送，这样就会给工程带来很大损失。”

　搞了一辈子工程地质研究，卢耀如明白所有的工作都要“经受住时间的考验”，更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